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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澳中关系如何一步步降至冰点?

签署双边自贸协定、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很难想象这只是短短几年前的事情。如今,我们似乎只能看见澳中两国政府拿起“扩音喇叭”隔空喊话。澳中关系是怎样一步步降至今天的“冰点”的?


“我们也站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


2018年8月21日至24日,澳大利亚自由党暴发领袖之争,乱局之中,时任代理内政部长的斯科特·莫里森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


2018年8月23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称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将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5G移动基础设施的铺设工作。


2020年6月10日,澳大利亚籍男子卡姆·吉莱斯比(Karm Gilespie)因走私毒品罪在中国被判处死刑。澳外交部长佩恩发表声明重申澳大利亚反对对任何罪行使用死刑。


澳中两国关系是如何恶化的?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法律与商学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教授分别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中澳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的原因并不是澳大利亚做了什么,而是澳大利亚人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似乎不理解自由、空开的批判性质询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菲茨杰拉德教授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陈弘教授经常在中国官媒上发表有关中澳关系的评论,包括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


他认为一直以来是澳大利亚方面在“毒化” 两国之间的关系。


“澳洲媒体不断散布对中国的中伤言论,澳洲政客也不断呼应这些言论,这样就在澳洲社会上渲染起了反华情绪,” 陈教授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菲茨杰拉德教授称,澳大利亚媒体和政客对中国干涉澳内政发表自由和公开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坦率直言的自由民主国家。


“澳大利亚完全有权制定法律来限制外国对公共生活的干涉。引入法律来捍卫国家主权不应损害双边关系,” 菲茨杰拉德教授说。


而陈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反外国干预法》虽然表面上不针对任何国家,但实际上是把中国作为对象。


“中国无意干涉[澳大利亚]政治,而澳方把中国放在一个敌对位置上,那中国肯定是不高兴的,” 陈弘教授说。


“特恩布尔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这是对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的嘲弄。”


菲茨杰拉德教授则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对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十分敏感,并认为是冒犯。即便中澳关系较好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举了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的例子。


“陆克文用中文发表演讲,并使用了 ‘诤友’这个词[评价中澳关系],还对西藏局势发表了评论。之后在访华期间他就被禁止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展开进一步会晤,中澳关系也陷入长达一年的深度冻结,” 菲茨杰拉德教授说。


“我在中国的一些学术界朋友说这都是澳大利亚的错,我们应该闭嘴。[但是]澳大利亚人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也同样批评外国政府,这是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中国过于敏感的反应给了澳大利亚一个教训——贸易和投资存在风险,而在于中国交往时,这种风险非常高。”


而陈弘教授坚称,中国渗透澳大利亚的说法是“歪曲事实”。


“中国在澳大利亚进行文化推广活动,这是无可厚非的,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澳中理事会也在中国推广澳大利亚的文学文化,包括政治理念,我们也乐见其成,” 陈教授说, “但中国在澳的推广活动如果被解读成一种政治影响,要恶意地去控制别国,这完全是对中国行为的歪曲” 。


“比如中国学生上街欢迎中国领导人访问澳大利亚,这不违背澳大利亚法律,也不违背任何国家的外交礼仪。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的时候,印度侨民夹道欢迎,也没人说印度影响美国的政治。”


菲茨杰拉德教授还指出,澳大利亚一些华人社团和组织存在被渗透的问题,比如一些和统会的分支机构。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建立的,在中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的帮助和资助下,在澳大利亚各地建立了分支机构。这些组织自称是社区组织,但实际上是代表外国势力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组织,” 他说。


“然而这些组织都是在完全合法的情况下成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法律来打击这种外国干涉,”他说。


陈弘教授认为,扩音器外交肯定不符合两国利益,“但是如果一方面澳大利亚不断毒化中伤恶毒攻击中国的情况下,中澳两国将无法恢复原来的状态,” 他说。


陈教授还批评了媒体在中澳关系中起到的负面作用。


“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媒体表现出来强烈的敌意。媒体是关键舆论引导者,对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引导使得[澳洲]社会发生多起对中国充满敌意的种族主义事件……这很让人遗憾。”


菲茨杰拉德教授则表示,在正常的外交中,各国不会拒绝彼此会面或交谈。但如果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放进“冰箱” ,拒绝见面或交谈,那么另一个国家当然会拿出扩音器。


菲茨杰拉德教授强调,国内政治与国际外交需要予以区分。


“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政治是开放且保持争议的,任何人都可以就任何他们喜欢的话题发表任何意见。这不叫扩音器外交,甚至不是外交,而是本地政治,” 他说。


“国际外交是不同的,因为它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政府之间进行的。这是一门温和与敏感共存的艺术,不像自由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辩论,后者往往会非常喧闹。”


菲茨杰拉德教授说,除外交问题外,中国还对澳大利亚国内的社会与政治辩论感到愤怒。


“因此,似乎没有一本外交手册能让一个国家以自由、开放和包容的民主国家的姿态同中国保持平稳的关系,” 他说。


“如果有这样的手册,我们需要买一本。”


菲茨杰拉德教授说,澳中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而不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一本开放的书,所见即所得,是一个相对较小、开放和包容的自由民主国家......[澳中关系]问题主要产生于政治问题,如法治和人权,以及涉及美中关系和澳大利亚与美国联盟协议的地缘政治问题,” 菲茨杰拉德教授说。


“在某些方面,澳中关系的未来与美中关系的未来息息相关,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准备与澳大利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而陈教授则对中澳关系的未来不悲观,但也不乐观。


“美国大选之前,美方肯定会对中国发起继续持续的甚至更恶毒的攻势,澳大利亚是否会扮演配合的角色 ,我认为相当可能,支持美国对中国打击,” 他说。


陈教授认为,今年9月G7峰会和11月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会集结国际上和他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国家,对中国发动攻击。


“如果澳大利亚积极地卷入攻势,会对中澳关系产生破坏性的作用,” 他说。


陈教授指出,疫情之后中澳关系面临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中澳都是对以前管控比较成功的国家,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


“尤其是目前中澳关系已经走到最低谷的情况下。任何低谷如果走到低点就可以往上升了,下降是个坏事,但是如果能够触底反弹,哪怕缓慢上升都是我们所预期和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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