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七上将上书反对戒严始末

亲中共的多维报道:六四事件期间,叶飞等中共七名开国上将曾公开上书反对戒严。事件发生后,邓小平、杨尚昆立即派人分头登门拜访说明情况,杨尚昆还专门给上将打电话解释。


六四事件期间,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于1989年5月17日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5月19日凌晨,反对戒严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发表其政治生涯的“告别演说”。他用手提喇叭对绝食学生说:“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他的最后一搏。至此,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主张以协商对话手段解决六四事件的温和派彻底失势。


这一天晚上10时,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调兵入京。会议由乔石主持,李鹏、杨尚昆先后讲话。


5月20日,李鹏签署国务院令,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但反对者大有人在。5月21日,叶飞等七名中共开国上将联名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及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并要求军队不要进城。当时,中共开国将帅有两位元帅聂荣臻、徐向前以及23位上将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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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中共改革派领袖胡耀邦突然逝世,引发六四事件。(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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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在温家宝陪同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Getty)


关于七上将名单和信件内容,吴仁华所著《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记载如下: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老上将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全文是:“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这封联名信当天就被送到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毫无疑问,立刻被扣下。第二天,北京爆发大规模游行,百万民众上街,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也到聂荣臻、徐向前住地,请求老帅出面反对戒严。


根据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当时报道,5月21日下午7时,朱忠之、罗志强等11名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来到聂荣臻住地,请求聂荣臻会见并递交了一封信。信中说:“敬爱的聂帅,今天下午李鹏主持会议作出四点决定:一、这次学生的爱国运动定性为叛乱;二、不惜用20天时间镇压掉天安门广场上的20万大学生;三、腾出首都各大监狱;四、明晨5点所有环卫工人上班清扫天安门广场。消息千真万确,部队已调署完毕,情况万分危急。请求聂帅从天安门广场上200万市民、20万学生的性命着想,出来说句公道话、表态,并恳求聂帅立即回音。我们在门外等着您!有可能的话请聂帅务必于今晚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群众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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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5日,解放军戒严部队重兵进驻北京天安门广场。(美联社)


聂荣臻说:“一、这四条纯属谣言,请同学们不要轻信;二、军队到北京来,实施戒严,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希望同学们协助解放军做好这一工作;三、希望同学们为了国家尊严、首都的秩序、市民的生活、自己的健康和学习,能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希望科大同学带个头,返校复课。”


5月21日晚9时左右,7名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又到徐向前住地,获工作人员接待。学生代表说,“军队要镇压学生,很可能在今晚发生流血事件,请求徐帅说句话。”工作人员回答,“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部队的同志决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并会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请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希望同学们尽快返校复课,以理智态度协助政府平息事态。”工作人员把答复的意见报告了徐向前,徐向前表示同意。


5月22日,另一位中共元老邓颖超出面给北京青年学生和市民写信。“这几天,社会上的谣言很多,对我的谣传也不少,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邓颖超在信中说:“亲爱的同学们、市民们,我恳切希望你们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解放军。这次解放军奉命进驻北京是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证大家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给予大力支持。”当时,《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邓颖超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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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北京局势已尘埃落定。(新华社)


在反对戒严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27位中顾委常委中,张爱萍等五人“因病因事”请假。《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称,他们因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


据李鹏《六四日记》记载,萧克、杨得志在会上解释上书事件。萧克表示:“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杨得志则说:“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这封信本事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中共开国上将王平也是中顾委常委,有传言称他也签名上书反对戒严。他在会上澄清:“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只是担心流血死人。我没有在七人联名信上签名,我拥护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而采取的措施,也赞成中顾委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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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18日,中国士兵手持步枪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戒严。(视觉中国)


《人民日报》报道聂荣臻、徐向前和邓颖超三位元老就北京戒严向学生表态的消息,首先是争取民心,当然也有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


当时,作为中共八老之一,邓颖超在幕后参与了六四决策。而聂荣臻、徐向前早已不闻政治,没有参与六四决策。但中共元老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决策时,第一时间向他们通报了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消息。


而军中其他老将对戒严行动毫不知情,于是就有了七上将上书事件。据《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为《天安门文件》)称,收到这些上将的信件后,邓小平、杨尚昆要求杨白冰、迟浩田等立即分头登门拜访,向上将说明情况,杨尚昆还专门给萧克、杨得志等打电话,七上将上书事件终于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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