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唐玄宗得知后为何不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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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绚丽历史上堪称无比辣眼睛的一幕,正是“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


特别是在宋代史学大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里,这奇特一幕,更充满着丰富的信息量:天宝十年(751)正月初三,正是大唐美人杨贵妃“干儿子”安禄山的四十八岁生日三天后。三十二岁的杨贵妃命人用锦绣做成大襁褓,把“大宝贝”安禄山洗完后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由宫女们抬着在后宫里转来转去,喊着给安禄山“洗三”。闻讯赶来的“干爹”唐玄宗李隆基看后,也是哈哈大笑,还厚赐了“娘俩”一堆“洗儿钱”。


如此“大尺度”场面,也叫后世多少人读唐史时边看边摇头,连连感慨这“大唐干爹”李隆基心真大。其实,这叫大唐后宫平添了不少花边绯闻的一幕,并没有好些人想象的有啥“不可告人秘密”,相反却是唐代起一个越发兴盛的中国传统习俗:洗儿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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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儿礼,即婴儿出生三天以后,家人给孩子举行盛大的沐浴仪式,唐朝时又叫“洗三”。比如唐高宗李治(唐玄宗的祖父)出生三天后,当时唐朝宫廷就举行了类似的庆贺仪式。到了盛唐年间时,“洗儿礼”的内容也已固定,除了要给婴孩洗浴外,还要举行盛大的宴会,长辈更要赐“洗儿钱”。尤其这“洗儿钱”,唐玄宗可不止赐给过安禄山,他的早年爱将王茂仲得子三天后,唐玄宗也是送来了大笔金帛。在唐代贵族圈儿里,这是特热闹的大事。


唐朝以后,“洗儿礼”更是从宫廷走向民间。特别是在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宋代,“洗儿礼”更成了民间十分热闹的“洗儿会”。不过和唐朝不同的是,宋代婴孩出生三天后只是“落脐、灸囟”,满月时才召集亲朋,用香汤给孩子好好洗一场,顺便再热闹一番。发展到清末民初年间,中国南北各地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特色的“洗儿”习俗,欢声笑语里,见证了多少浓浓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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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照这习俗看,杨贵妃给安禄山“洗儿”的一幕,还有唐玄宗乐呵呵赐“洗儿钱”的场面,虽然没啥血缘关系,而且是“六十六岁的干爹”“三十二岁的干妈”“四十八岁的干儿子”,但到底还是人家“一家三口”的“正常家庭娱乐活动”,十分合理合法。


而这“一家三口”这一年这雷人的“洗儿礼”,所包含的真正历史信息,也不是什么“内部秘密”,却是一场发人深思的政治秀。


先说唐玄宗李隆基这边,就在“洗儿礼”之前,他认下了安禄山这个“干儿子”后,他又在天宝九年加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首开唐朝“节度使封王”的先例。而后又不惜血本,给安禄山在长安建造府邸。安禄山入住后,平日唐玄宗吃到啥好吃的,都派人给安禄山送去。然后,就有了安禄山四十八岁生日三天后,这热闹的“洗儿礼”。一切的热闹,也都为一个目的:笼络住这个看上去憨直可爱的“胖儿子”。


因为,此时的唐玄宗不是不知道,大唐的军力,已是外重内轻,传统的府兵制废坏已久,唐朝三分之二以上的精兵,都掌握在边镇节度使手里。只要能把安禄山笼络好,再把兵交给他,大唐的江山也就无忧了。但唐玄宗不知道的是,对“儿子”安禄山来说,这“洗儿礼”更是场无比重要的秀儿——卖呆卖萌的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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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安禄山能从一个边陲小兵,一路爬到“东平郡王”的高位上,除了靠能打外,还有两个法宝。首先是“卖呆”,也就是装傻。比如每当此时的大唐宰相李林甫,稍露出点对安禄山的不满时,这位“杨贵妃的好儿子”就立刻吓得在床上大呼,嘴里不住口嚷着“我死矣”。甚至有次他见了太子(未来的唐肃宗),也是故意不拜,嘴里嚷嚷着“太子是啥啊,我不知道啊”。如此三番冒傻气,也叫唐玄宗对这干儿子,彻底放了心。


而比“卖呆”杀伤力更大的,却是他的卖萌。特别是确立了和唐玄宗杨贵妃的“一家三口”关系后,安禄山的卖萌更是无底线。除了被当做“婴儿”给“洗”了一番,他每次见到“干爹干妈”后,都是先拜“干妈”杨贵妃,原因是“我们家的习俗是先拜妈再拜爹”。甚至就是在他发起“安史之乱”的前夜,即天宝十三年时,他还故意跑到华清池表忠心,像小朋友一样在唐玄宗面前哇哇哭一场。从此谁敢再说“安禄山想造反”,唐玄宗都会二话不说,直接把那人捆了给安禄山送去。


而被这“卖呆卖萌”掩盖的,就是安禄山那多年如一日的准备:手握三大边镇十八万精兵,还把两千五百多军官悄然换成自己心腹,在老窝范阳储备了充足粮草。而后在天宝十四年突然一扯反旗,给歌舞升平的盛唐来了场致命一击。这全程操作,也是靠“卖萌卖呆”坑来的。那距离“安史之乱”不到五年的,那场笑翻后宫的“洗儿礼”,就是重要一步。如果要问“人的假面具多可怕”,就可以瞧瞧安禄山。


当然,这“洗儿礼”的热闹里,掩盖的不止是安禄山的祸心,同样更有他对这个大唐帝国,深深的恐惧。


虽然“造反”这事儿,安禄山处心积虑了多年,但他一直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强大的唐朝。后人常叹息安史之乱前,边镇节度使就已掌握了重兵,但至少在那时,唐朝的军政运转依然是正常的。哪怕是手握十八万大军的安禄山,理论上说也是掀不起风浪的。像安禄山躺在床上大呼“我死矣”的那一幕,其实也有真心在里面——唐朝那时若真“惦记”了他,他还真离死不远了。


可以说,当时安禄山“卖呆卖萌”有多拼,他怕大唐就有多深。


而安禄山“造反成功”的难度,也在他造反后得到了验证。虽然一开始节节胜利,一路打下了洛阳。但接着唐王朝就稳固了潼关,李光弼郭子仪的朔方大军,更朝着他的范阳老窝杀去。河北十七个郡很快又回到唐王朝手里,“称帝”没几天的安禄山,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气的他冲着两个亲信谋士破口大骂:“自关以西,不跬步进,尔谋何在,尚见我为?”当时的他,真是离脆败不远了。


而这,恰是安禄山“卖呆卖萌”背后,唐王朝最让人可叹处:无论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还是在“安史之乱”爆发早期,唐王朝明明有一堆最优方案,可以迅速解决安史之乱,甚至继续维持这个“盛唐”局面。但唐玄宗君臣却选择了最愚蠢的路线:先是简单粗暴的“父子亲情”笼络安禄山,而后又以简单粗暴的瞎指挥,白白葬送了哥舒翰大军,替安禄山打开了潼关大门,叫这原本已是绝路的“安史之乱”,又活活肆虐了六七年。


以这个意义说,安史之乱的教训,好些都有着永不过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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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完了这个典故,很有必要再说一嘴的,就是这桩典故的记录者——《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


作为北宋时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留下宝贵文明遗产的司马光,显然是带着无尽的悲愤反思,来记录“安史之乱”历史的。但如何能避免“安史之乱”教训呢?后来从“学界”跨界到“政界”,在宋神宗驾崩后“上位”的司马光,却从历史中总结出了更简单粗暴的教训:为了防止“安史之乱”这样的悲剧,我们就不要发展军备了嘛。比如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完全就是瞎胡闹嘛。只要我们限制军队,爱好和平,那就“顺其自然,天不灭宋!”


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王安石变法时代”的“保甲法”“军器监”等重大改革被废除了。甚至宋神宗年间,大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北国土,竟然也被司马光大笔一挥,差点全数割让给西夏。安焘、孙路等大臣拿着地图,愤怒指给司马光看:把这些国土割让了,西北危险了,西北保不住,中原也危险了。到时候你负得了责吗?可司马光却是铁了心:米脂等战略要地,就这么“割”给了西夏。


更严重的后果是,西夏拿走了领土,反而对大宋边陲变本加厉侵扰,临终前的司马光,就这么被啪啪打了脸。而军事改革的废止,也让短暂雄起的宋军,又继续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潭。最终如司马光所愿,北宋晚期的大宋,到处军队缺额严重,河北边境许多要地的驻军,竟然只有千把人。然后就“顺其自然”变成了金人眼中的肥肉,蒙受了靖康之耻的耻辱。


几百年后,明清许多学者复盘这段历史,也是达成了共识: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司马光)也——就是司马光惹的祸。


当然,司马光该负多大责,这个有待商榷。但无可争议的是:倘若后人从历史的教训里,找错了教训内容,后果,恐怕就是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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