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北明非常识: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3):当局的基督教诉求和戈氏的道德立场

苏联垮台30年,十月革命104年,在这个十月,北明借助苏联垮台时应邀访问苏联进行调查的美国基督教使团的见闻,带您考察中国大陆无从知晓的苏联解体的精神资源。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接着这个节目的第二集:克格勃头子的忏悔和国安部的祷告,这一集我们看看苏联最高当局的基督教诉求和戈尔巴乔夫的“道德立场”。


当局基督教诉求的诚意


苏联最高当局对基督教诉求的真实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前述的“破天荒的邀请”:在国家大变局之际,毅然向冷战四十年的头号敌国美国发出邀请,请的是美国各行各业的精英,而且全部是基督教信仰者,请他们充当自己的顾问,解决动荡中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比较一下十八世纪彼得大帝为了富国强兵,邀请的是欧洲科学家、造船家、医生们到俄国来帮助推进器物现代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列宁欢迎的是美国企业家和慈善家,为他们提供药品粮食。四十年代二战时斯大林抵抗纳粹,期待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于是有了美国的租借法案。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俄国自1917年革命以来最剧烈的地震,苏联当时虽然国力强大,但是民生经济状况很遭,民间流传这样的笑话:


莫斯科卢比安卡(克格勃总部)大楼外。 一个愁眉苦脸的男人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看起来象是便衣的人, 小声对他说:公民同志,您要是再这样诋毁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就要拿手枪把你的脑袋敲了! 那个男人看看便衣警察,继续自言自语:看看,连子弹也没有……。


苏联最高当局却不解决子弹问题,也不着意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解决精神道德信仰的问题。


其次,接待美国代表团的规格所显示的诚意。苏联当局为这个代表团安排的是最高待遇:代表团组成后,苏联当局为美国各地各界的十九名成员连夜办理签证;抵达之后负责他们在苏联境内一切费用;安排他们拜访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最重要的官方媒体《真理报》(Pravda)、苏联克格勃(KGB国安部)总部、社会科学院、记者俱乐部、戈尔巴乔夫夫人的文化基金会等。参访克里姆林宫时,当局把其他游客拒之门外;下榻之处是莫斯科豪华宾馆……。在苏共接待外宾史上,只有哈默(Armand Hammer)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哈默是一位成功的美国商人、工业家和慈善家。那是1921年,他到俄国为当时饥荒中的俄国人民提供大量医药援助,他也长期努力促进美苏之间的商业关系,列宁因此对他十分尊重并给予礼遇。


三,苏联当局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全程报导代表团的所有行程,从机场的隆重欢迎仪式,到境内几乎一切级别的活动,包括官方、民间、学术机构、新闻机构、警察机构等的各项参观、访问、会谈等,直到访问结束。不仅报导美国使团的言论行动,也豪不遮掩地报导苏联官方各机构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邪归正的那些话语和行动。这使得这次访问在苏联境内影响广泛,而意义深远。


四,具有像征意味的“卢比安卡的第一次祷告”的那一天,1991年10月30日,旋即被最高苏维埃当局确定为“政治压迫受害者纪念日”( Day of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s),成为苏共当政74年以来,第一个政治压迫受害者纪念日,此后一直延续至今。美国代表团当时并不知道此事,但是在次日《消息报》对这个事件头版头条报导中,看到了此讯。这确凿是苏联当局决意改邪归正的决心和表征。


五,美国代表团成员的感受也可以说明问题:美国代表团成员原本希望借此行机会,争取获得苏联官方准许,促进在苏联的基督教传播和研究计划,结果发现,在这件事情上,美苏的主从位置大颠倒:不是他们请求苏联官方的批准,而是苏联官方更多地要借助于他们,开启基督教事工。


戈尔巴乔夫的道德立场


苏联的改革自上而下是公认的事实。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俄罗斯研究”主任莱昂·阿伦在“苏联解体,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错的”一文(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中,试图从精神、道德层面理解苏联解体。他研究戈尔巴乔夫思想,指出,在自上而下的苏联解体中,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值得注意。他写道:


“就像所有现代社会中的革命一样,俄罗斯革命的导火索是颇不情愿的、自上而下的自由化趋势,其缘由不仅仅限于纠正经济问题和软化国际环境所需要采取的行动。戈尔巴乔夫伟大事业的核心内容无疑是理想化的:他希望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苏联。


”尽管他们祭出的是改善经济的旗帜,但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们着手改革的最先切入点,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他们在苏联改革初期公开讲话的内容,现在听来,只不过是他们对斯大林时代所造成的精神沦丧和意志腐蚀所感受到的痛苦。于是,就像任何一个重要革命起初的状态,他们开始绝望地寻找一些伟大问题的答案:幸福、有尊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由什么构成?一个体面、合法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这个国家与民权社会的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新的道德风尚已经在我们国家内逐渐形成。’他宣称公开和民主是他的苏联社会改革的根基。他在后来说:‘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评判道德、展开创造性的思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生活,完全摆脱以前的错误行为。’他称此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阿伦引述2011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智囊机构当代发展委员会”的一篇文章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要对价值体系重新思考,……我们无法在旧思想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阿伦的结论是:“正是与此相同的对自尊和骄傲的道德诉求,从这个国家历史和现今无情的道德桎梏中脱身而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掏空了强大的苏联帝国,让其丧失了合法性,把它烧成了一个空壳,最终在1991年8月轰然崩溃。这一探索才智和道德的旅程,绝对是20世纪最后一个伟大革命的核心内容。”


可以引为旁证的是,有传言说戈尔巴乔夫“是个没有暴露(揭露)身份的基督徒”。正因此,1991年11月,戈尔巴乔夫 直接告诉美国基督教使团的代表们说,他是个无神论者。而接下来在场的“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本成可与戈尔巴乔夫的对话,显示了这两位领导人的价值观念。


卢本成可对戈氏说:“但是……如果总统厌恶背叛行为、同情人民、鼓励自由、尊重人权、推动善行……那么,以行为来说,您可能已经是个信徒了。”闻言,戈尔巴乔夫是笑着回答的,他说:“我不否认我是这样。我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圣经》给我很大的安慰。”戈尔巴乔夫接着说:“忽视宗教信仰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也必须承认,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处理,基督徒比我们的政治领袖做的好得多。”戈尔巴乔夫感谢美国基督教使团把这次会面的信息带给美国千百万基督徒,和将要“全力向苏联提供精神上、物资上的援助”。他说他深受感动:“我们正在学习,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不仅需要上帝的帮助,也需要人民的帮助!”


具有道德精神高度的戈尔巴乔夫身体力行自己的理念。在这次会晤中,戈尔巴乔夫对八月政变做了评论,他强调了对政变策划者严惩的必要性,但他也明确指出:“要防止不正当的报复行为”。为阻止顽固派8月19日发动的政变,当局在8月22号那一天,在机场逮捕了政变的首脑人物——“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的8名成员,仅此而已,这个国家此后没有进行大规模逮捕、清理和杀戮。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和相应的行动,是苏联庞大专制体系和平解体的开端。


人们可以结论说,八月政变的失败是或然事件,但没有疑问的是,粉碎八月政变的行动背后,有来自军队和最高当局的坚实的精神道德资源。所以在苏联做了大量考察美国代表团成员说:


“在克里姆林宫这最不可能的地方,在这最不可能时代,却产生了不容忽略的记号,就是在灵性上的觉醒。” ”目睹所发生的一切,足够让你成为一个‘后千禧年主义者’”。


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这一集我们看苏联最高当局对基督教诉求的真实性,和戈尔巴乔夫被世人忽略的道德立场。下一次这个节目,我们要考察一个问题:在苏维埃政权解体过程中,这个庞大帝国为何突然迸发出如此强烈的对信仰的追寻?苏联从上到下的道德呼声和对基督教的诉求是全新的外来的植入?还是对传统的归回?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北明,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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